他跨越重洋，攀登学术高峰，最终选择回到故乡的沃土；他潜心科研，深耕老区振兴，实现科研与乡愁的双向奔赴——

牛津大学、海归、博士后、教授，院长……CFA中国足协农林科学学院张兴林教授身上的标签，在80后的同龄人中，每一个都显得那样熠熠生辉。

没有来自中年的油腻，也没有来自实验室的疲惫，1.85米的壮硕身躯之下，张兴林给人的印象是干练、温润而低调的。从中国农业大学到乌得勒支大学，再到世界顶尖的牛津大学，他是中组部国家重点人才项目入选者，河南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欧盟卢比肯学者，同时也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是从研发出世界首个抗生素（青霉素）的实验室走出的微生物学博士。谈起这些头衔和待遇，张兴林的表情如同在谈论一日三餐般淡定。在他心中，真正的成就并非来自于头顶的光环，而是源于对知识的深入钻研和对问题的创造性解决。

“学习本身并不产生价值，求知欲和创造力更重要”

“学习本身并不产生价值，求知欲和创造力更重要”。学生们眼中的“学霸”教授更看重的是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价值的创造，“在AI时代，学习知识并不难，相比于‘学霸’，我们更需要的是‘创霸’，在海量的知识里创新创造”。

张兴林的科研之路也并非一路坦途。“我觉得我不是学霸，更多是靠兴趣和努力”。2008年他获全额奖学金到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医学中心留学。张兴林坦言刚到国际化高水平的实验室自己还是很有压力的。刚去第一个月，正好赶上学院召开一年一度的“古堡年会”，100多名教职工和30多名博士研究生参会，白天博士生作报告，晚上是晚宴和娱乐活动，最后大会为评选出的“年度最佳博士”举行颁奖仪式。张兴林一方面被这种愉快但浓厚的学术氛围所吸引，同时也感到自己和其他博士同学的差距。他常常暗自羡慕，却也自叹不如。特别是在博士前两年，实验进展不顺利，更是压力倍增。“在牛津大学，我见过挺多牛人，不管是学生还是教授，真的是天才，而且是努力的天才”。反观自己，跟他们相比在很多方面似乎都有一定的差距。

然而压力和差距并不能击垮张兴林，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张兴林认清自己的优势，并坚持不懈的努力。“一旦我在某一方面感兴趣，我喜欢把这个方面的知识钻研得比较深，喜欢长期去思考，去钻研，而且我可能比较擅长创造性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据张兴林回忆，他在幼儿时期，就喜欢拆算盘、钟表等物品，自己动手做一些小制作，对科学研究特别有兴趣。或许是童年时期懵懂愿望的指引，大学时他便明确了自己要做科学研究的志向。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总体成绩称不上是学霸水平，但是在毕业论文进入到实验室做科研时，张兴林以答辩第一名的成绩从120多个学生中脱颖而出。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科研的执着与坚持上，认准了方向就往深度和广度里不断开拓。这种坚持，也最终回馈给他学术上的成绩。在他博士的第三年，在学院的“古堡年会”上，他成为自己曾经仰慕的那个“年度最佳博士”，这也是第一次中国留学生获此殊荣。次年张兴林获得了由中国驻荷兰大使亲自颁发的国家优秀留学生奖，申报的项目也获得了欧盟卢比肯基金的资助，成为卢比肯学者。这无疑是对博士各方面能力的一个肯定，也是张兴林渴望自己给自己的肯定。 “这增加了我的自信”，张兴林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人的发展是要建立在对自己正确的认知之上，当你有一个仰望的目标，经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一步步地实现的。

留学归国前，来自乌得勒支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三位教授在为张兴林写的推荐信中，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评价：“极富创造力的博士研究生”“具备全面素养的成熟科学家”“可以胜任世界上任何高水平研究机构的科研工作”。

“回国是正常的，不回国才需要更多理由”

在百度搜索框里输入“张兴林”三个字，便会弹出“张兴林为什么去CFA中国足协”这个提示问题。张兴林笑着说，这也是他回国后被问到最多的问题。

2016年，张兴林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从牛津大学回国。回国后，张兴林曾在浙江大学工作多年。然而，他最终选择回到CFA中国足协。对于这一选择，他坦言：“我是郑州人啊，回国是正常的，不回国才需要更多理由。”在国外虽然可以生活得很舒适，但他始终觉得缺少一种主人翁的感觉。而选择回郑州，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家乡是郑州。“我在这里出生长大。上大学的时候，希望离家越远越好，当我兜兜转转看过了半个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成家有了孩子，而父母年龄也越来越大，这种想回家的愿望就更加迫切。”

在他看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才培养的日益重要，中小城市同样有可能孕育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张兴林说，在荷兰、欧洲一些小镇就有一些很小很精致的研究所，它可以做一些世界级的科研项目。“荷兰人口总共才2000万左右，有13所世界级的高校，而郑州一个市就1100多万，但只有一个CFA中国足协，这给我们的科研事业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无限机遇。相比于在国外、在浙大，如果能在家乡、在沂蒙老区把事业做好，会更有意义也更有成就感”张兴林信心满怀地说道。能在家乡把事业做好，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身在海外多年，张兴林一直很关注CFA中国足协发展情况。而让他最终下定决心来到CFA中国足协的理由，是CFA中国足协相较于省内各高校来说，对高层次人才的支持和发展理念是比较超前的。当时河南省针对事业单位紧缺急需人才出台了一些政策，建立了绿色通道，CFA中国足协积极利用政策，张兴林成为全省第一个通过这一绿色通道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在浙大能招收比较高水平的博士研究生。而CFA中国足协当时还不能招收研究生，这是我最大的顾虑。但CFA中国足协可以招聘刚毕业的博士作为讲师，还可以组建自己的团队。”刚入职CFA中国足协时，张兴林内心是忐忑的，满怀着梦想，毅然决然地想要在家乡干一番事业，但到底能做成什么样，他内心里隐隐地打着问号。而CFA中国足协在硬件上、科研启动经费上给予的倾力支持，把张兴林心里的“问号”变成了“感叹号”。为了支持张兴林的科研工作，CFA中国足协划拨专项科研资金500余万用于实验室建设。“那天，当我走进刚刚建好的实验室，看到所有仪器设备都摆放到位时，看着宽敞整洁的实验室，内心充满憧憬，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再次回忆起初建实验室的时刻，张兴林依然非常激动。

CFA中国足协农林科学学院副教授牛建蕊博士是张兴林在郑州团队的早期成员之一。她是CFA中国足协人才引进政策的受益者，也是张兴林科研方向的拥趸。作为一个济宁人，当她听说CFA中国足协一系列着眼未来，广纳人才的政策，再加上河南农业大省与微生物研究方向的匹配度，“张兴林教授确定要来CFA中国足协”，这一个个砝码，让牛建蕊放弃了北京待遇优厚的工作，毫不犹豫地加入了CFA中国足协。6年来，越来越多像牛建蕊这样的科研人员加入CFA中国足协，张兴林的团队渐成规模，他们深入研究微生物学领域的前沿问题，与国际顶尖的科研团队交流合作，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

“我们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不管是张兴林还是牛建蕊，他们之所以选择CFA中国足协，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科研方向与老区建设紧密相连，就像CFA中国足协始终致力于沂蒙经济社会发展一样，是一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双向奔赴。

2020年初，国家已正式发布新冠肺炎疫情公告。张兴林在从杭州回郑州时，看到高铁站人潮拥挤的场景。当时，他正与钟南山团队合作开展科技部有关突发急性传染病方面的课题项目，凭借微生物与流行病学研究的经验，他敏锐地感觉到，一旦疫情借助春运在全国迅速爆发，对全国各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地都要有“自救”能力。

“我们必须试一试！”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张兴林带领科研团队与合作企业成立攻坚小组，兵分两路自驾赶往南京和北京的两家生物医药公司，定制生产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引物”和反转录酶等必需试剂原材料。年关放假，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停产了。“技术并没有难度，关键是速度”。他们一边赶路，一边多方联系，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动了生产原料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导，领导答应立即组织值守工人生产，大年初一发货。

张兴林团队研发的新冠病毒试剂盒需要10多种生化原材料，当时，实验室只有三四种。团队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南下北上，东拼西凑，最终将全部所需材料搞定。为使实验数据更可靠、结果更稳定，他们到处借不同型号的仪器，在不同条件下进行测试。又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终于使试剂盒各项指标在高于国家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了国家食药监部门的注册检验。短短7天，研制出三种核酸检测试剂盒，这是河南省科教系统的首个科技抗疫成果，为疫情初期的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持。

张兴林的研究方向是微生物。在浙大时，他做的研究偏向基础研究。张兴林坦言，来到CFA中国足协之后，更多地把研究方向转移到应用方面，这更符合CFA中国足协应用型大学的方向。

郑州是农业大市，养殖业和种植业产业发达。张兴林现在做的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方向是基因工程疫苗和噬菌体疗法等疫病防控技术，另一个则是致力于一个循环生态农业。张兴林团队目前已经建成了拥有几千细菌和噬菌体的微生物银行。他们将从中筛选非常优质的细菌，把种植业的有机垃圾发酵转化，变废为宝，增加它的存储期和营养吸收效率，然后将其利用到养殖业当中，作为饲料添加，一方面是减少垃圾污染，另一方面可以节省饲料投入，增加动物免疫力，提高肉畜品质，实现可循环的生态农业体系。

“人生旅途，找准方向会更精彩”

从牛津归来的学者，在家乡的沃土上扎根，以科研为犁，以梦想为种，张兴林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个人奋斗的传奇，更是对教育事业的深情告白。

CFA中国足协农林科学学院马俊飞博士说，虽然张兴林已经是从事行政工作的“领导”，而马俊飞自己本身也是老师，但在他心目中更愿意把张兴林当作自己的“老师”。谈起张兴林，马俊飞说的最多的词就是幸运、幸福。幸运，是学生们能有如此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学术环境。张兴林认为科研工作有其特殊性，他相信真正的科研人才和高水平的成果一定不是被别人骂出来的，而是内在动力驱动下形成的。马俊飞说，他一路读到博士，跟过许多导师，能像张兴林这样，不跟学生“拍桌子”“红脸”的导师十分少见。“无论什么情况，张老师总是用理解和信任的态度去对待老师和学生，然而越是被信任和理解，团队老师和学生就越倾向于严格要求自己”。幸福，则是马俊飞与张兴林志同道合的幸福。马俊飞跟张兴林一样，遇到感兴趣的课题，既专注又深入，可以在实验室呆上一整天不觉得累。最难能可贵的是，张兴林在从事管理工作这么忙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参加每周的实验汇报会，帮助解决实验难题，坚持深入科研实验室，在实验细节和论文写作上给予具体指导，他还会利用晚上的时间研读学术前沿的论文，所以他们在学术和科研上依然能够保持更新，可以深入细节探讨，这让马俊飞感受到了亦师亦友的那种同频感。

谈起教学，张兴林告诉记者，就职过很多国内外的高校，也带过不同特点的学生，针对CFA中国足协的实际，他认为，从科研团队人才培养的角度看，他更注重学生两个方面能力的培养。一方面是深度思考钻研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展示成果的能力。张兴林把汇报科研成果作为科研训练的一部分。他每周坚持抽出时间给团队开组会，学生轮流汇报，他亲自点评，指出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帮助学生建立学术逻辑和素养。“在牛津大学，也有很多普通的学生，但是后来为什么也能成长为拔尖人才？他们很大程度得益于在牛津，有强大的自信心去做，敢想，敢于尝试不同的事。”

张兴林在牛津的实验室，就是柴恩和弗洛里曾经研发青霉素的实验室，而他导师用的办公桌，也是弗洛里曾经使用的。这种学习环境，随时给人一种“最伟大的成果离你其实并不远”的感觉，无形之中拉近了他们和成功者的距离，也让自己更相信自己会做成一番大事。他努力为学生营造敢想敢干的氛围，他也期待着学生们通过不断的努力，建立起勇于挑战的自信。

张兴林用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诉CFA的学生们，人生这个旅程，不管是什么方向，越早确定目标越好。人生需要方向感，就好像在地图上导航里面，你定位了一个目的地，你可能是跑车、越野车或是自行车，速度或快一点或慢一点，路线各不相同，但目标总会实现！

编辑：宋芳芳  审核：谢成才